第57章政议院长（下）

时搁置一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统治了这个世界数百年，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德意志帝国和樱日帝国，後来他们都输了，主动挑起战争并且输得一塌糊涂，但最终由於意识形态的对抗需要，他们都在合众国的扶持下重新崛起为顶级强国，成为遏制罗斯国和我们的急先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的重新崛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作为合众国附庸的崛起，这也算是国与国之间难逃地缘文明之争桎梏的T现，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悲哀，对於我们更是值得深思的。所以你说的这一条，我认同地缘文明之间的矛盾确实很棘手很当紧，但远未到意识形态之争那种不可调和的地步，对於地缘文明之争我们当然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和防范，但完全没必要把它彻底妖魔化，把一切矛盾都往这个筐里装。

    第四，一方面你对政治改革的紧迫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却为踌躇不前寻找推脱。普沃斯基不止说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民主崩溃的可能X接近於0’，他还表示过：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那麽不仅民主制度，甚至连制度也将无b巩固。可见他书中的本意并非是要强调民主改革的经济发展决定论，而是驳斥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内生X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只是更利於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的。

    因而从利於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长久持续的角度来说，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都是必要的，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需要澄清的是，制度的长久持续之所以依赖於经济发展，在於只要老百姓的钱包不那麽瘪了，抵抗意志也就弱了；而民主制度的长久持续之所以依赖经济发展，背後的原因还是公民的整T素养或民主素养。因为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教育水准，教育水准决定民众的整T素养，民众的整T素养决定了民主运行的品质，进而决定了民主制度能否稳定长久。顺着这条脉络，确实是一定的经济条件影响着民主改革能否顺利成功。

    但更进一步说，经济水准取决於生产力的解放程度，生产力的解放取决於思想和创造力的解放程度，思想和创造力的解放取决於社会的自由开明程度，因此，所有林林总总的原因转了一圈还是要归结到制度本身上来，不管经济条件还是整T素养统统都是肤浅的藉口，社会制度的病还是要靠社会制度来医，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

    你的顾忌表面上是在担心经济水准不足以支撑民主的顺利转型，说白了还是不信任老百姓的整T素养，觉得老百姓还不够富裕，太容易只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容易被人利诱而导致手中的选票沦为一场金主间博弈的筹码。对於这点我可以很现实的回答，不管一个国家多麽富裕，都无法保证这一切绝不会发生，因为人的趋利X任何时候都很难改变。穷人家的孩子也好，富人家的孩子也好，一开始学走路都难免会跌倒摔跤，民主制度的特殊之处在於它难以自上而下被JiNg确的设计和原本的照搬，很大程度上要靠社会的自发，在一定法律原则的框架内磨合成熟，就像一个孩子学走路，大人可以教他，但永远无法代替他移动脚步，如果担心他腿不够结实摔倒而一直不敢放开手，那他永远不可能学会走路，民众整T素养的道理也是如此。正如胡适所说，‘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合格的公民。反过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也是制度慢慢训练出来的……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麽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要等到所谓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麽，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还有你提到目前全国还有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