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复来归

他把自己的手贴上了脸，手指粗糙，很凉，掌心因为泪水有些湿润。怎么也不像那双手在他脸上抚过时的温度。

    伍秀泉带着些遗憾地把手放下，讷讷地对着墙自言自语：“好了……博兼，时候终于到了。”

    他从枕头下面翻出了一小块纸包着的麦芽糖——那是李戈莉来探视他的时候，偷偷塞给他的——剥开糖纸，抖着手放进了嘴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凉白开，深吸了一口气，便将那几十片小药片分两次送水吞了进去。地西泮的苦味让他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世界上或许只有一个死人知道，这个连流血都不怕的共和国军人其实很怕吃药。伍秀泉不喜欢苦的东西，他不喝茶，不喝酒，不喝咖啡，甚至尽量求着自己别生病。为了把这些小药片都咽下去，他用舌头把那一小块糖裹得很紧。

    外头的看守正靠在椅子上打瞌睡。桌上，革命委员会要他写的“交代书”已经被他用偷偷捡来的小石子整整齐齐地压好了，白纸上只有潦草的两行字：

    我不是里通外国的黑帮分子。

    我不是修正主义的反革命。

    这么多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悔过的了。他能写的，能留给别人的，就这些。

    药效上来了，身体逐渐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三十三年了……伍秀泉迷迷糊糊地想。他已经走了三十三年了。有些时候，伍秀泉甚至有些恨他，恨他就这样把自己留下来，然后守着那几张薄薄的纸活了这么多年。可一看到他留下的照片，压垮人的想念又把那点恨冲淡了，最后留下的只有心口上的一道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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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恍惚间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伍秀泉”，又或者是“42号”……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害怕起来：他不怕死，他只怕他老了，变样了，到下头去，刘博兼认不出来他。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传来。

    “——叫医生！叫医生……”

    这是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

    4.

    首长这一觉睡了很久。

    等他醒来时，天已经全亮了，病房外隐隐传来人们走动的声响。

    “首长，您醒了？有哪里不舒服吗？”我看他睁开眼睛，忙凑过去观察他的状况。

    这时秘书同志也进来了，我们俩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昨晚没吃安眠药，一觉睡到现在属实罕见。而首长才从睡梦中醒来，似乎还有些恍惚，只是缓慢地摇了摇头，把目光停留在了窗台上。几只麻雀正在外头叽叽喳喳，我以为他是觉得吵闹，忙想打开窗户驱赶。

    首长却按住了我的手，“没事……”半晌后，他温和地笑了笑：“由它们去吧。”

    “那我拉上窗帘？”

    “不用。”他收回了目光，喃喃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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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躺在一条陌生的河流里，望着所有的时间在他之上流淌。

    第一次，他梦见一只夜莺来吻他。

    那是在贝尔格莱德时的事。他那时住在弗拉基米尔的房子里——这位老绅士去了中国，因此就将乡下一套闲置的、带花园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因此，伍秀泉偶尔也会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去那度假。房子就建在多瑙河旁边的林地里，每日有许多水鸟掠过河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他总在卧室的窗台上见到同一只夜莺。他曾经试过赶走这只不请自来的小鸟，可没什么用。

    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是一位乌克兰人，她和伍秀泉平时也说俄语沟通。某天，他无意间在餐桌上提起此事，这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是这样对他解释的：“皮达可夫先生，”她把面包切成两半，涂上黄油和蜂蜜递给他，“夜莺是种吉祥鸟，您一定是有好事将近才这样的。”

    “是吗？”外交官接过面包，疲惫地道谢，“希望如此吧。”那时他正因为国内热火朝天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