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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也是翻看闲书时得到的，戏还是头一次看，和我看的有差别。”

    听见这话我有些不快，不知是因为我靠演这出戏卖票，我不知道的他却知道。还是因为单纯地过于自满和先入为主，从而觉得除了自己所知道的故事，其余的全是放P。

    可我又觉得不该直言反驳他——一面不满迂腐的同行，一面打击有知识的学生，我觉得很不妥。便很虚心问他:“是怎样的差别？”

    他思索片刻:“秋胡回乡后，看见美妇人，起了Y1NyU才去调戏，并非认为是自己妻子，罗敷寻Si后并未被救下，这些是有差别的。对于改编，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先生也许是老师，也许是丈夫，也许是尊称。这个词放在这里很是蹩脚，兴许因为当时那个年轻人不会措辞，叫出来很是受宠若惊。我一辈子很少被叫先生，因为我一生没有妻子，没有真正的学生，不受人敬重。只有我们初识的时候，他频繁的叫我的姓氏加上先生，尤其是我指出这个词别扭之后。

    跟他这样的人对话总是让我心里的波动很大，总有一种头脑里是清楚的，话马上要出来了，嘴唇颤抖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说我不清楚。

    对于这样的改编，大约只是为了座儿观戏的舒适，尽量符合人的常识。我不写戏本子，无法揣摩。

    他大约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对于剧目，我有时确实不满意。删改又遭骂名，后来便挑着戏目来演，JiNg雕我认为有价值的戏码。

    那个年代是冲撞的，所有东西都撞在一起，新派洋派的，传统中式的，帝制复辟，资本主义，地下党派，头破血流地争抢位置，画界分化。文化就是那样撞出来的，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

    京戏是个不新的东西，昌盛在徽班进京，如今看戏的皇帝已经没了，人们需要立刻排斥刚刚送走的东西，不然无法迎接新的，于是也有学者或教授要迁怒于梨园。

    我不敢和他交流太多，被学者痛批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太平常了。

    于是我便走了。往后几天他刻意请我去喝茶或同我胡说，谈天谈地，有很多天只要闲下来，一直在他身边。

    那时候便全然不是下九流的梨园人和少爷应该的相处了，连他的那群混子都抛开了，也仍未与我断开联系。他放假必然到北平来，一年两次，随他自己心意定长短，一连连了四年。他一到北平来，见过了认识的长辈，就来听戏——第三年戏院改了，我们社里更换了地方，他还险些没有找到我。找到后，也因为不便利，慢慢来往少了，他身边的人也少了。有时候我见到他和三两个北平学生一起走，有时候带着nV孩子，有说有笑，想应该是nV朋友，而第四年也见不到那个nV孩子了，新式学生恋Ai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只与一两个固定的朋友一起或一个人独来独往，停留也少了，我几乎见不到他了。

    北京城是个方块，大方块里面有个小方块，小方块外面是两个大方块，小方块小，大方块也不大，许多有身份的人也圈养在里面，枷锁似的束缚，出去了就不高贵了。慕名游玩到北京的，一定要在内外城。等我彻底见不到他了，他差不多就是不在北平了。

    再见到就今非昔b了，他直接任了个较闲的官位，在满中国归政府管制的繁华地带肆意调动。

    他年纪长些了，地位也高了，竟缺了伴侣。他的家人叫他娶同乡的nV儿，那样熬嫁了一个又嫁了一个，同地位的几乎没有适宜的，他不回家了。

    他又到北平去办事，仍然偶尔去，一到停留几天。我总见到他，见到便挽留，叫他两句，他回头看我。不再热情了，应该就是官威的作用。

    他不大Ai到北平来，大约是害怕我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