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思录(上)

的群臣们又该如何？群臣若是上行下效，普通的百姓又该如何？试问如此这般，世风如何不日下，人心何以不沦落，此其第一种原因的典型诠释。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君子皆知文章矣，则yu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

    从由余和秦缪公的对话来看，最先向秦国提出以野蛮治国思想的由余堪称後来商鞅推行极端法家思想下驭民之术的先驱和铺垫。

    正如h宗羲後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他愤而写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岂天地之大，於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此时的h宗羲在惨痛的反思明亡的教训後，才真正看清了历史的答案，明白真正的天下大害，正是在於独断的统治者。君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正是由於顶层统治者的原因，才使得天下没有安宁之地，使得社会不断在权力纷争中倒退沦落，因为君主把天地之大所有的东西都当做自家的私产。人民肝脑涂地、子nV离散，在其看来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产业的手段，丝毫不感到悲惨。人民被驱使着，被利用着，在对明君治世之梦的幻灭中，在明白天下之大已然被君主当做了自家私产後，这个世道的一切便围绕着天下大权的争夺而展开。而统治者则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大权被夺，於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不停完善巩固着手中大权的统治之术，热衷於像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样不停扩张着手中的权力版图。

    《留书》中由余和秦缪公的那段记载，便是上述恶果的一种印证。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野心和统治，一门心思的寻觅和设计着别有用心的统治制度，试图以野蛮倒退的制度和手段激发人民的原始生存动力来达到强权、强国、争天下的目的。在这种顶层制度的设计下，人们只有听命服从的份，听命服从於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连同自己都难逃被野蛮塑造的命运。而一个社会越是趋於野蛮，便越会倒退至类似猴群似的原始状态，越利於也需要於一个猴王式的领袖来统领一切。而老百姓们，只会像猴王治下的猴群一样，越来越渺小卑微、噤若寒蝉。

    正因为有了由余和秦缪公打下的基础，商鞅推行起自己的极端法家思想才水到渠成，也可以算作这种制度基础由起初简单的粗暴野蛮转为JiNg密的极权制度的一种进化，就像猴王开始懂得了赏罚分明、笼络欺骗、纵横捭阖一般，对猴王来说这是一种统治手段的巨大进步，但对猴群来说，却犹如置身於一座越来越牢固的囚笼。而随着这种统治进一步进化为控制思想的机器，对不利於统治的各种思想进行压制、禁锢和阉割，当中的个T更是连挣脱囚笼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孔子的仁义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和“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本是那个时代以仁义之君、仁义之师使天下归一、人心向背、王道复兴的希望之光，尽管时间可能有些漫长，但因为极端法家思想和秦国急功近利的图强之心完美结合而成的极权横空出世，这一希望终至宣告破灭。在这种野蛮制度的鞭笞下，秦人的原始生存动力被彻底激发，秦国果然穷兵黩武的强大了起来，在灭掉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後，儒家实质上便宣告完败于极端法家，并进一步沦为极端法家思想的嫁衣和遮羞布，成为对这种野蛮制度的统治内核加以粉饰包装的门面。而随着儒家逐渐被侵蚀而变质，被法家以“三纲五常”鱼目混珠、偷天换日，使得“忠孝贞节”流於一种表面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沦为了等级制，王道也彻底被霸道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