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科举

信徒日增亦在自然而然的情理之中了。

    我想起了一生困顿的大画家文森·威廉·梵谷也曾做过牧师，他在贫穷的矿区宣教时看到矿工悲惨的生活，心生侧隐的他忍不住将自己的钱财与食物都施舍给他们，还为了T会他们工作的状态跟着下到黑漆漆又浊Hui难闻的矿井里，之後的日子里矿工吃什麽他就吃什麽，睡在什麽样的房子他就睡在类似的房子里，有时跟矿工一样好几天不洗澡，然而他的所做所为在教会里有影响力的人仕看来非常不恰当，他们认为梵谷有损教会的颜面，而且教会人仕要的是听话的牧师，听话的牧师应当穿着T面举止得T并且口若悬河，为了宣扬耶稣基督教诲而孜孜不倦，不像梵谷一样整天脏兮兮的愁眉不展，於是梵谷离开了教会。

    回归正题。洪秀全如果没遇到这两个为他算命的人，也没拿到劝世良言这一本宣教手册，洪秀全还是洪仁坤，符合预期的以教书为业过着一生既吃不饱又饿不Si却平稳可以预期的生活吧，了此终身默默无闻地被埋没在时代洪流里，这样的人生对b他作为天王来说不知是幸或不幸。

    换个角度观之，对当时代的其他人来说，洪的崛起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我又忍不住说说题外话，咱们谈谈科举；中国科举制度在隋唐创建之初是当时世界上最公正而先进的文官考选制度，一直到明朝朱重八限制范围与八GU范式後，科举变得僵化，成了另类的智力测验，选出来的人才多拘泥於辞藻章句之辈，一旦遇到清末重臣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些整天浸泡在四书五经中和陈谷子烂仓里咬文嚼字的士人顿时张口结舌又左支右绌，人人都像无头苍蝇般不知所措。

    我观察到一点，中国文化里有很大的b重讲求的是不变，有一种不断法古的味道，然而这与现实背道而驰，战国时代的韩非先生曾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应该用预期会变的措施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变化，因为这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

    既然写到韩非先生，我就不得不抱怨一下，原本的韩子是韩非，後来韩愈变成了韩子，韩非成了韩非子，为什麽呢？我认为的答案是那些卫道人士以儒教为主且有影响力的那一批人刻意贬抑韩非，他们只推崇符合政治主流与儒家论调的人与思想，对非我族类的人与其思想则或明或暗的讨伐；再说，相对於韩愈而言，韩非的影响力超越时间与空间甚至远播海外，他的学说成为探讨组织秩序的管理学，至今仍不断被提及，称之为中国的马基维利；最後「子」作为学术遵称，子不子的是谁决定？无非是儒党决定的，难道中国文化上下三千年，有学问能够被称「子」的人就那些？我希望中华文化要想脱胎换骨先从把「子」这顶华而不实的帽子摘掉开始吧～

    别说我叛逆，我其实更反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