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复来归

？他有什么问题？他建国前就亡去的父、兄，不过是在清人那里谋了份抄写文书的差使，怎么就成了“满清余孽的代理人”？他自己又怎么成了“封建势力的狗崽子”？难道就因为他在南斯拉夫当了几年大使，他就是“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了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名头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事，他怎么都理不清楚——可他也睡不着。因为，只要伍秀泉一躺下，一合眼，批斗大会的广播和口号，就似乎又会在耳边响起：

    “……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进行煽动，制造分裂，煽阴风，点鬼火，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体育场上，最大的扩音喇叭字正腔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咱们要以毛主席思想为强大武器，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各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而主席台上的人则在带头喊，“——打倒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

    “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另一个领头人喊得比他更为大声。

    “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台底下的人开始跟着大喊。

    那实在是种会令任何人都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一旦他们开口，环形体育馆中的几万个人就会同时、整齐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口号，制造出一种几乎要将整个天穹都掀翻的，超自然的声浪。任何人，哪怕只有一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就不会再惊讶于受害者们的沉默了。

    那一天，这个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毫无尊严地反扭着双臂、戴着高帽，在环形体育馆正中央向数万个人下跪。而在他旁边一同跪着的则是傅涟漳，一位善良且医术高明的医生。

    “伍秀泉，”领头的红卫兵把一块黑牌挂到了他的脖子上：“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

    那写着他名字的黑牌子很沉，没有多久挂绳就已经在他脖子上勒出了血痕，他的脸也因透不过气而涨得通红。

    “对，我揭发他，”主席台第一排的一个红小兵大吼道：“他写大字报，鼓吹苏修、南修，和刘修的‘三和一少’，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玉镶金，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

    “还有——上次的批判大会，他带头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家详、傅涟漳，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对！包庇这个卫生部头号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

    批斗大会就像变戏法：从一个硕大无朋的黑箱子里随意地拿出两个彩色的号码球，将它们组合，就成了一项前所未闻，但十恶不赦的新罪名。

    伍秀泉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头很晕，长征时埋下的病根时常发作——这偶尔给他带来幻觉：底下山呼海啸的人声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个五月节，他也是这样被苏联人团团围住的。后面发生什么事了？他努力回想，然而正午的烈阳灼烧着皮肤，涌出的汗水沿着绳索泡着伤口，一同刺痒地侵蚀着记忆——他不记得了。

    一个红卫兵端来一盆腥臭的墨汁，举到跪着的他面前：“动手，黑帮分子，自己抹鬼脸！”

    伍秀泉抬头精疲力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高大，戴着绿军帽，长得像一个怎么也想不起来脸的故人——或许是因为这一点，这位倔强的军人才顺从地拿手蘸满了气味难闻的墨汁，一点点缓慢地往自己脸上涂，直到看不清他左脸那个标志性的伤疤。

    “不够，反省力度不够！”红小将指着伍秀泉被涂黑的照片，“你们这些黑帮分子——”他把那盆高高举起，对着伍秀泉的脸上使劲一泼，墨汁就顺着他的眼睛、鼻尖和嘴往下流淌，一滴滴地溅到红卫兵脚前。

    另一个红卫兵也走了上来，拿起一只毛笔，在他浆得整齐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