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复来归

部担任苏联东欧司的司长，”他看向夜空中高悬的月亮，“我这身军装穿了二十年，现在，要脱下来了……”

    山中仍是静悄悄的，林间偶尔有几声冬虫鸣叫。

    “刘博兼，十四年了。”说到这，他突然止住了，再开口时，声音竟带着些哽咽，“我想你了。”

    “十四年了……这十四年发生了好多事，仗打完了，人民解放了，”他皱着眉，把发抖的声音敛了回去，“咱们的革命胜利，我也见到了。”

    “我答应你的，你要我干的，我全都做了，”他把头轻轻地靠在坟包上：“可你这骗子……怎么一次都不来梦里看我？”

    “有时候半夜醒了，总觉得是你——我总觉得你还在守着我。长征时我害了那么重的病，后来延安到沈阳的飞机又失事了，可我竟然都活了下来，活到了今天。”他笑了笑，眼尾拖出几条鱼尾纹，“博兼，这大概是你在帮我吧。”

    “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变迷信了？可咱们当了大半辈子的唯物主义者，你就让我迷信这一回吧。”

    “以前总笑你老，”他摸着自己鬓角的白发，“可我现在竟然都比你长一岁了……”

    夜深了，荒坡上没有人，没有鸟兽，也没有纪念碑。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一点洒下来的月光，这里什么都没有。

    共和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将帅，就这样坐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孤坟前，对着一个被留在过去的影子絮絮叨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或者西北的黄土高坡、林海雪原中的军工厂……那些故事——后来被人们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历史——重要的，不重要的，像要将这十四年说尽一样，他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直到灯火通明的县城开始撞钟。

    钟楼里，古老的铜钟被撞响了三次，发出了三声肃穆庄严的巨响，从县城一直远远地传到山坡上。

    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零时了。

    城中的人开始放鞭炮，山的对面升起了几束绚烂的礼花，将深紫色的云层短暂地照亮，又在转瞬间便消逝了。

    “刘博兼，”他低声说，“新年快乐。”

    日子照过，马儿照跑，一九五〇年开始了。

    2.

    八十年代的时候，首长的身体状况常常令人担忧。反“围剿”时负伤的弹片还留在他身体里，长征时也落下过病根。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没日没夜地批斗、关“牛棚”，可以说受尽了折磨。

    虽然“文革”结束后慢慢调养好了一些，但首长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忙，加上糖尿病、心脏病等病症一直伴随着他，每逢天气变化、抵抗力下降，仍不免要遭一番罪受。

    有一年秋天，京城一直阴雨连绵。开始还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直到某天后半夜，我被狂风吹开窗户的声音吵醒，才看到窗外下着瓢泼一样的大雨。外头正打着炸雷，雨水顺着窗口打进来，地板已经湿了一片——不知道首长那屋的窗户关好没有，我有些担心，便擅自进了他的卧室去查看。

    果然，那屋子的窗户也被吹开了。我忙上去锁好，正准备离开时，却看见首长蜷缩在被子里，整个人不住地“打摆子”。我赶紧拿手背试了试他额头的温度，已经烫得吓人了——我立刻通知了医务人员，又去打水拧毛巾给他敷额头擦四肢降温。

    秘书同志在胡同口焦急地等车。窗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闪电划破夜空，屋内刹那间一如白昼。我正在擦拭首长的颈窝，他突然不安地抓住了我：“别……”

    “——车来了！”秘书同志像落汤鸡一样跑进来。

    我连忙俯下身将首长背起来。他的手不停地发着抖，却还是知道紧紧地环住我。然而，他的意识却已经不清醒了，在我耳边凌乱地说着胡话：“不要烧……我求你们，不要再烧了……”

    我的脖颈渐渐地有些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