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说：“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麻烦了啊。”

    杨坤看着特别乖巧，特别好人相：“没问题没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做的。这样吧，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您可以先联系我。我好人做到底，有人遇到困难了，能多帮一点儿是一点儿……”

    警察很快就来了。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子。寒暄过后，便是问话的环节，杨坤还是那一套回答，说他是在阿波罗门口碰见的我，不认识，从没见过。对，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怎么受伤的？不了解，真不知道，就单纯路过。去哪儿？去上班，在兴福路北口那边做点小生意。个体户，给人修电器的，修手机，电脑，照相机，监控摄像头，什么都会一点儿。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就偶尔，总共去过两回，跟朋友路过也眼馋，但消费不起，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舞不会跳，不乱搞关系。为什么关门？这怎么知道，没相干的事儿。

    我独自躺在病房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他镇定、积极，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讲的故事令人信服。

    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和我一样，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

    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用细细密密的谎言，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才能在被提问时，不费思考地脱口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他救了我，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子里搬了出来。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承担着出现错漏的风险。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

    这之后提问还进行了一刻钟左右，但反反复复，总归是时间，地点，人物相关的问题。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口，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怎么不叫救护车，等等。

    我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听了许久，风平浪静之下，心底却在强烈的隐隐不安。我想，这也许就是杨坤所说的“当事情变得太容易”。我们常在生死之间行走，拥有强硬无比的心脏，和绝对冷静的处事作风。一旦这种自信和熟练带来了松懈，暴露出细小的纰漏，说不定会引发怎样的狂风暴雨呢。

    结果是无事发生。警察全然接纳了杨坤的谎话，夸奖他乐于助人，这件事就要这么结束了。

    正当我松了口气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我听到护士的阻拦：“先生，您不能往那边去。病人正在休息，先生。”然后很快地，我的病房门被生硬地打开了。外面是之前在我家门口出现过的老刑警和他的小跟班。

    他们气势汹汹地进来，但看到我的时候明显吓了一跳。我被关了将近一个礼拜，每天挨揍，又没有饭吃，已经瘦得脱了相，看不出是人是鬼。好心的护士还在阻拦他，老刑警却态度强横，亮出了警牌，说有重要的事要询问，让她不要干扰办案。

    护士没好气地再次提醒他：“为了病人的恢复考虑，还请您十分钟内出来。都是人民公仆，别互相把事情办得太难看。”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