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曲折人生路

里搞调查，肖广义去哒，调查哒就要我写材料，叫做什么《新兴乡的粮食调查情况》。反右运动我成了积极分子。就因为我没有发言，没有给党提任何意见。1958年元月，我调到《汉寿报》，搞了三年，这是短命的三年，没有读好多书，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写文章，编文章，校文章，没得一下下儿休息的。其中一年挤时间都只读了《红楼梦》。

    我这个经历告诉你有好处，好让你坚定搞好创作的信心。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没有用到创作上。26岁以前还没有真正读文学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从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虽然忙得很，但因为编报，锤炼了文字功夫。这三年当中也读了一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青春之歌》《红岩》，读了两个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赵树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几十幅，《湖南报》《湖南教育》《滨湖日报》都登了。1961年4月《汉寿报》停刊，我就到了县委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搞通讯报道，到1963年称为县委通讯组，其名是组，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到报社的时候写日记，断断续续，写得很简单。一到通讯组，没得那样忙哒，天天坚持写日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了100多万字的日记，被烧掉了。高志文当报社社长，那个人一年四季不讲一句话，同这些人没得来往的，孤僻得要死，难得摸到他心里的底。不过他还正派，讲原则。虽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他工作硬是觉得没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书看报，审下下稿，没得么得文字功夫，不过他还稳当，稳当有余。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农村调查，写通讯报道。从文学上给我鼓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心理学，我那时候乱读书，什么达尔文，什么经济学。这几年读了一点书。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这几年又读书又写作，提高比较快。通讯报道搞上去了，报告文学也写出来了，30岁到35岁，这是我的全盛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读么得书呢？“文化大革命”中，俺县里烧书卖书，曾月友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夏汝宋的书籍《红楼梦》《东周列国》等，用一张板车一推起，夏汝宋走前头，戴高帽子，剃的边边头，游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满板车书一拖起，后头是曾月友率领的游行队伍。反复搞了几次。县委办公室带了这个头，一些人都跟到交书、卖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坡头供销社陪戴笃伯。1966年9月份，我从坡头回来，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里去收书。周文昌是在监委会的审干办，曾月友是县委办一般干部。其实曾月友还是我发现的，1960年我在报社，他在供销社工作，他跟报社投稿，我觉得还写得可以。报社要调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荐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约稿。后来报社调了丁晋山，我就向县委办推荐。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里，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全部语言笔记，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记，统统摆到档案馆。伍顺生算了我的日记数，有一百多万字。“九·二四”抓右以后，给被造反的对象平反，日记等一些文稿都退给了我。

    夏汝宋看过《燕山夜话》，经常报告中讲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邓拓。

    1968年下放，拆庙赶和尚拉出县委机关，组织“下放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委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下放哒，周立民、詹顺初、邱德顶都学到补套鞋。我当时下放到朱家铺公社金鸡大队万坝生产队，只歇了两夜，家伙放在那里，公社党委书记陈鸿云，领起我到处给他写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没有打算写东西哒，看到难得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