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商移（上）

是无忧可报啊，”他也干脆挨着伍秀泉坐下，凑到他没怎么洗干净的花脸前，用手指如往常一样刮了刮年轻人的鼻尖：“我的四姨太。”

    满脸忧郁的年轻人也被他的话逗乐了，没忍住嗤地一声笑了出来：“刘主任，你现在这样演地主我看准行，这么流氓，群众看了都得往你身上扔烂菜叶子臭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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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糟了，”看他露出笑来，刘博兼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战士演完土豪，下了台就被一群入戏太深的老表们揪住，挨了顿打么？我可是搞文字工作的，身上没有半点武功，你来救我不救？”

    “不救，不救，”伍秀泉笑着望向远方山坳升起的炊烟，然后把头靠在旁边的人肩膀上：“我怕我被当成反革命，给我一块揍了。”他知道刘博兼在有意逗他开心，而他也愿意为此而开心：因为有太沉的责任压在他们二人的肩上了，所以就连这种寻常的幸福都显得如此珍贵。以前，他不明白这种珍贵——在苏联，他只是个被养在理想国里的留学生；而现在他回来了，已经上过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战场，见识过了今天笑明天死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了。

    “刘博兼，你书读得比我多，我问你，”他轻轻地问，“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成功呢？”

    “我不清楚。书读得再多的人也不清楚。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但总会成功的，”年长的人揽住他的肩膀，“问题来了——万一到时候你还年轻，我却是个糟老头了，怎么办？”他温和地看向爱人，想象着伍秀泉四五十岁时候的脸：可能那双漂亮的眼睛旁起皱了，可能脸会胖了，可能嘴唇边上有两道深深的纹……他想了这么多种可能性，唯独没想过不爱他。

    “那我到时候就养你呗，”年轻人揉了揉眼睛，忙了一天，他有些困了，“反正到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肯定舒服得不得了；你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躺着，等我伺候你。”

    “好，好，”他被这种可能性逗笑了，“好了。伍秀泉同志，天色晚了，我们回去吧。你这脸还没洗干净呢。”

    夕阳已经快沉入地平线了，远处的山脉只留下一轮朦胧的金色光晕。伍秀泉拎着空枪和刘博兼从后台出来，看见刚才那几个躺在草垛上的“白狗子”战俘，正远远聚在一颗枯树底下，像一群徘徊在大地上的，黑色的幽灵。

    他们见到伍秀泉——这个白军士兵的演员——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过了一阵，为首的那个人取下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子，接着，后边的士兵也学着他扯下帽子，扔在干草上：“不打啦……”那个人远远地朝对面的这些红军喊道，“阮不想和你们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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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如火如荼的大型建设中，江西曾经出过这样一件大新闻：赣州某县城距新修的百货商场不远处，挖出了大约三百余具枯骨。关于他们的身份，一时间讨论很多。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认为，十有八九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留下的残暴痕迹；但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些尸坑的出现又要早于日本人进中原的时间。最后，由于缺乏各种证明身份的材料，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只当作混乱年代里无数的残忍故事之一。

    首长也看过那个新闻。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很沉默。年末的一个下午，我陪他去中央开会，会后他和时任总书记的古月邦同志两个人单独交谈了一阵。又过了几天，他交给秘书同志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带给总书记的秘书。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去问，后面就慢慢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来年的春夏之交，报纸上又刊登出一条新闻，我才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那条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三页的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