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商移（上）

长退居二线以后，公务依旧十分繁忙。但在工作之外，私底下的首长并不是个沉闷的人。他话密，散步时爱和邻居们聊天，闲来还会唱几段闽剧。有时家里来客人，他也会打打桥牌；没人陪的时候，他就教着我打，或者摆弄他的收音机。

    有一次周五临下班前，我和秘书同志正在整理文件。首长批阅完最后一份，抬头看了看钟，“呀”了一声，赶紧打开了收音机。晚间广播已经进行到文体娱乐板块了，正在播报人艺排演新戏的新闻。

    “小彭，”首长把手里的钢笔盖好，对秘书同志说，“这个话剧你帮我也买张票吧。”

    “您也喜欢看话剧？”我好奇地问。

    我是人艺的忠实观众，前两年排的《小井胡同》我看过许多遍。那年代我们当兵的娱乐生活不多，看戏算得上一个比较时髦的项目。

    首长听到这话，温和地朝我微笑：“有一段时间喜欢，后来忙，就放下了。”

    我刚想追问，秘书同志就立刻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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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倒没介意，他调小了广播，看我们谁也不接话，便自顾自地往下讲：“五八年的时候我刚从南斯拉夫回来，就住在报房胡同。当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他眼神黯了黯，又马上恢复如常，“晚上我经常在胡同里散步。胡同西口就是首都剧场，一看到有新戏，我就买张票进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演《茶馆》，阵仗很大，轰动得不得了……”

    “那您最喜欢哪部戏呢？”

    “最喜欢谈不上……”首长思索着，不知不觉陷入了回忆。片刻后，他给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答案：“不过，我们在苏区的时候，我参演过一个戏，叫《旧世界》。那出戏很简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您自己也演？”我有些惊讶。

    见我吃惊的表情，首长笑得很爽朗：“是啊！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我在十来岁读小学的时候，就上过戏台了。后来从苏联回国，我在红军学校当指导员，李戈莉同志也带着我们排演了很多革命戏剧。

    “那个时候条件不好，演出的照明就是捡点松枝来烧；化妆没有油彩，就拿红纸沾水代替胭脂；男同志呢就干脆拿炭来画。饭嘛当然是经常吃不饱了，缺粮的时候，李戈莉同志就带着一帮小战士去挖野菜——也算是‘苦中作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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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金地处赣东南，立冬已近一周了，天气仍然还可以用凉爽来形容。

    在宁江村头的空地上，一天之内垒起了个戏台。说是戏台，其实不过是个临时堆高的土坯。仔细一看，搭在竹竿上的幕布还是拿旧被单东拼西凑接上的，五颜六色，很滑稽。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观众们看戏的兴致。午后，土坯台子的下头早就密密麻麻坐满了人：除了红军和十里八乡的老表，竟然还有十来个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战俘——这些“白狗子”正翘着二郎腿躺在干草垛子上，和周围的热闹显得格格不入。

    “什么时候开始啊？”一个白军士兵不耐烦地嚷嚷，结果被旁边的红军看守踢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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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的催幕歌已经唱了好几次，台上的幕布帘子却还拉着：后台搭起的棚子里头，七一剧团团长李戈莉——一位性格相当泼辣的重庆女战士——正拿一根烧过的小木棍当作笔，在一个穿白军制服的青年眉毛上匆忙地描了几笔。

    “好了，赶快上去，”她催促面前站着不动的青年：“你还在等什么？”

    眉毛被画得歪七扭八的青年正要开口，就见剧团的后勤部长刘博兼同志不知从哪捧了一把煤灰过来，往他的脸上抹去——“行了，秀泉，”刘博兼拍了拍手上的余灰，忍笑看着面前顶着一张花猫脸的青年，“快去吧。”

    “是！”伍秀泉莫名其妙地朝他敬了个礼，然后端起缴来的空